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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人生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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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人生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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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呼兰河传》的文化选择与意象本真的审美阐释张凤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新疆乌鲁木齐）摘要：萧红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著名现代女作家，在她短暂的9年文学生涯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享誉中外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既是她临终前的辞世大作，又是关于萧红其人其作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作。鲁迅、茅盾等老一辈伟大革命文学家对萧红及其创作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评论界对她的批评和某些指谪。因此，如何评价《呼兰河传》的成败得失一度成为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其影响波及远不止于作品价值本身，而且还广泛涉及到对于女作家本人及其创作道路的整体把握和客观评论。本文认为：文学的视野本质上是关于“人本体”的一种文化选择和审美追求，但这仅仅是一种文学精神，绝不是规范文学时态样式的刻板或模具。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全在于对人及其命运的真情关注并多姿多彩地表现“人”，即表现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人性”的人类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既相适应又不适应，既相互包涵认同，又相互排斥对抗的矛盾统一的客观规定性运动过程。即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生活命运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应当承认，作品确乎于“平庸”中暴露了那一时代的社会虚伪与世态沉沦，刻画出血泪模糊的人间悲剧和宗法神态世相。关键词：萧红；呼兰河传；文化选择；意象本真；审美阐释萧红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著名现代女作家，从1933年初步入文坛到1942年英年早逝、弃骨香港（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其遗骨迁葬于广州），在她短暂的9年文学生涯中，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创造了享誉中外、值得光耀的优秀文学作品。《呼兰河传》既是她临终前的辞世大作，又是关于萧红其人其作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作。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女作家这部告别人生的“终篇”大作，本文试以作品蕴籍的文化选择及其意象审美追求概予透视和阐释。一萧红本名张迺莹，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出生于离哈尔滨不远的呼兰县城内一家道中落的张姓地主家庭，1942年2月23日不幸病逝于还在日寇铁蹄下的香港，年仅31岁。不幸病逝于还在日寇铁蹄下的香港，年仅31岁。萧红于1933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以“悄吟”的笔名发表于女作家白朗负责编辑的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上，写的是一对雇农夫妻被恶霸地主活活整死的悲惨遭遇。可以看出，萧红从步入文坛就把受压迫受凌侮的劳动妇女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由此发轫，萧红早期作品以不同的人生剖面，透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伪统治下我国东北三省的社会黑暗，歌颂了广大劳动群众的觉醒与抗争。作品的整体主色和基调是开发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的生命意识，激发劳苦大众的生存力量，以及他们对于理想人生的热切向往和执着追求，富有浓厚的社会—人文主义现实精神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追求。1934年萧红在为争取权利而斗流亡人生征途上，创作了她的成名之作——以抗日斗争为大背景的乡土小说《生死场》。小说紧扣时代的主旋律，切准民族觉醒走向抗争的精神脉搏，深刻揭露了日寇殖民统治下我们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呻吟、挣扎的惨痛现实，在全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救亡图存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绘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生存意识的自我觉醒并积极走向反叛抗争的曲折艰难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不安与骚动，以及被压迫在生活底层的苦难同胞被逼上梁山、武装反日抗暴的惊心动魄的壮阔图景，传达出那一时代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共赴国难的民族心声和时代强音。同时也痛切而无情地批判了宗法专制文化意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及其所造成的病态社会心理。作品自始至终表现了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思想倾向和积极奋发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特征和浓重的民族文化反思意向。因此，作品所揭示的中国北方农村的社会人生，本质上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社会人生的意象化浓缩。《生死场》一经问世，旋即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的缩影”[1]，也使萧红蜚声文坛，从此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亲自为之作序，给予了作家作品以很高评价。他说[2]：“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呼兰河传》问世后，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为之作序，对于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动因和作品的整体意蕴作了客观而肯切的分析评价，热情地肯定了《呼兰河传》所特有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价值和审美风格。他精辟地指出[3]：“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诚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对于这部作品的某些指谪和批评。曾经寄希望于女作家的某些同志、战友和读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语言对作家和作家的作品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表示过惋惜”。有的甚至认为萧红已经是江郎才尽，“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或将《呼兰河传》与《生死场》作比较，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退步”等等。因此，如何评价《呼兰河传》的成败得失，一度成为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其影响波及之所在，远不止于作品的价值本身，它还涉及到对于女作家本人以及其创作成就的整体把握和客观评价。直观《呼兰河传》的人物叙境、情结矛盾、世态事相、故事穿插，以及自然、社会、人生场景格局的环境铺排，确乎平淡无奇，并非有如某些作品那样其势恢宏，或浓墨重彩，或铺张扬厉，突出表现重大人物事件，或刻意求新，创造臻于完美无缺的个性化艺术典型，甚至连叙事结构，情结网络乃至环境氛围的描写，也疏于精选特制，缺乏曲折跌宕。按照传统的历史社会学的批评原则鉴别上述对女作家的指谪和批评，却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评论《呼兰河传》这部独有个性，“不像”小说又“像”小说的作品，又该怎样把握和切入，以选择适应女作家和作品实际的参照系作为审美艺术批评的坐标，才不至于脱离特定情景下的“萧红”和“呼兰河传”。质言之，只有从‘这个’特定的作家作品自身审美追求和民族文化大背景上，深层次探究其意象本真和隐形文化人类学的审美追求，紧紧扣住作品对人本（生命意识）、人性（生存状态）、人生（生活命运）的全方位透视，以及作家融注其中的情与理、爱与憎、否定与追求、鞭挞与歌颂。以这样的特定视角去审视，不难现显出萧红在清新明丽的铺陈和叙境中，同样骚动着她的、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的生生不息、不甘寂寞的灵与肉的拼搏和挣扎，以及爆发自于这颗遭受屈辱而又奋起反叛的坚强灵魂深处的生命力的抗争与战叫。文学的视野本质上是关于“人本体”的一种文化选择和审美追求。尽管融入文学作品的人物事相是具体的、个别的、乃或是偶然的、原始的，但其所涵盖、折射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精神形态意蕴，却具有远为深广的时代内涵和普遍意义。因此，单纯地把历史—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套用于一切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和美学判断，并以此替代对于错综复杂、丰富生动的作家艺术个性和作品意象本真的深层次审美观照，难免失之偏狭而陷于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判断，以至于忽略或无视作家作品赋予人事叙境描写和现实生活暗示必然潜在的对社会人生的多样化文化选择和个性化艺术塑造。其结果，只能导致对于不同文化选择与审美追求的浅薄与谬误。应当承认，正面取材并重笔凸现具有重大意义题材和现实精神的人物事件或社会生活情景，并给予完整的、形象的、典型化刻画和浓墨重彩的表现，永远是优秀作家作品常青不衰的创作生命力之所在。但是，这仅仅只是一种文学精神的追求，绝不是规范文学（作家作品）时态样式的刻板或模具。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一些具有自觉的“民本”思想和人文精神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有不少尽管描写的只是平平常常的“平庸”、“卑琐”，只见微微涟漪的平静日常生活事相和“下界”的普通民众乃至“愚昧”芸芸众生，但他们的文化视野，却能够居高临下，超越“卑琐”、“平庸”或“愚昧”，穿透或揭示社会人生的隐形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潜意识积淀，这类作家作品同样获得了成功乃至于不朽。究其所以，概莫能外于文学自身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反映、观照现实生活的“特异”功能。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文学是人学，任何文学现象，无论其题材内容和艺术形态如何，它之对于客观现实的生活的反映、观照和认知，都离不开人“本体”和人“本性”，它不会也不可能是超然于理性或者超然于情韵的单向的、一元的。恰恰相反，它总是以全方位的、多维向的主客体自然渗透合二为一的全知全息视角看取客观现实，观照社会人生，揭示人类命运的动态过程及其矛盾冲突的多元化形态。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全在于对人及其命运的真情关注并多姿多彩地表现人“本体”，表现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的人类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既相适应又不适应，既相互包涵认同，又相互排斥对抗的矛盾统一的内在规律性运动过程，即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生活命运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从创作实践看，历史过程的曲折反复性，社会生活的丰富生动性，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性，人生命运的多极多样性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的多变性和可塑性，都从根本上制约着文学作品反映、观照、评判社会人生的多样化形态和典型化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4]。以此为基点建立文学批评和视野，研究《呼兰河传》所具有的独特而丰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社会形态内涵，以及作品所显示的女作家不同凡响的创作个性和艺术审美追求，就必然要求我们从作品本身设定的叙境、述事、写人的背景中，摸索作家作品对进入创作视野的社会人文、世态民情风俗所作的文化选择以及在如此开阔的文化大背景上，具体地、历史地观照呼兰村镇社区文化和呼兰“众生”的人事世相，从他们的社区文化生态环境格局，以人为本，以小见大，去感悟作品深层的稳恒文化精神结构和集体无意识形态。应当承认，《呼兰河传》确乎于“平庸”中给世人暴露了那一时代的社会虚伪与沉沦。在这里，女作家掘开的不止是童贞金梦和乡情记忆，也是呼兰河的悲愤呼号和呼兰人的无声呐喊与抗争，字里行间浸透了女作家对于民族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深情关注，显现出她所作的文化选择和美学评判。鲁迅说过，只有是民族性的，它才是世界性的。《呼兰河传》无疑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民族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淳展示和意象描写。作品截取了关东乡土农村的一个横剖面呼兰小镇，正面切入小镇春秋经历不同的独特自然地域、社会事相、人文精神和世俗民情，不断转换视角，又时时张弛笔力，对特定时空跨度的民族社区格局、原始生命运动、文化心理结构、宗法世俗风习等，客观而又冷峻地进行了细致描述和动态勾勒。其中既融入了作者慨然于世风日下、民生多艰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也渗透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扬民族精神回归、觉醒的叛逆个性。在作者笔下，呼兰社区孕育的地域民族文化，层次分明，线条细腻，平实无华而内涵外延又捉摸不定。整个呼兰小镇和呼兰臣民，从东到西，由南而北，从“大泥坑子”到“我家的院子”，无一遗漏地自然进入作品结构的写人叙事抒情的意象本真刻画。叙境似乎漫不经意，描写却又一丝不苟，而留给人们回味和思索余韵的既是行色匆匆平白真露的，又饰，从东二道街的平面构图，真真切切地显现出中国北方广大农村的历史缩影。东二道街除了大泥坑子这番盛举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也不过是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也有一两家机房，也许有一两家染布匹的染缸房，这个也不过是自己默默地在那里做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使别人开心的，也不能招来什么议论。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一声不响地默默的办理。 ——《呼兰河传》第1章第9节东二道街或者整个呼兰小城萧条、冷寂、落寞，生命的运动，生存的状态，生活的节奏仿佛都凝固了、僵化了，如同一池死水在沉寂中默默地干涸着。在这里，没有开心的，没有议论的，吃喝拉撒，春夏秋冬，生老病死，……这个偏狭的天地里，没有了声音、动作、色彩、感觉，一切都由本能惯力、惰性驱动着、支使着，无可挽回地在失落下沉，自生自灭！这是呼兰小城，又不尽是呼兰小城，这是小格局大背景——它是在深重苦难中挣扎的黑暗中国农村的显相和图景，也是萎缩的民族灵魂在扩张、亢奋、呐喊、抗争！作品的表象叙境，宛如一组速写炭描，粗疏而悲切地勾勒出苟活在无声无息、日渐沉沦的呼兰略图上的自生自灭的社会人生、各色人物。然而，他们并非只是“自在”的自然之物，“在精神上也有不少的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作品无所讳饰地推向读者的，也是“芸芸众生”的世俗群像：“他们吃的是粗菜，粗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则睡在车马、人、头之中。……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他们生命不息，生存受阻，生活凄苦，他们活生生地被囚禁在如此“平淡”“无为”而又阳光普照的立体交叉图面上：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 ——《呼兰河传》第1章第9节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 ——《呼兰河传》第4章第3节 “平庸”的社会现实，惨淡的人生世相，在冷峻中透露着耐人寻味、发人省醒的特异“怪味”，更何况像萧红这位已经因《生死场》而享誉文坛的成名作家，如此设置她看取人生世相的文学叙境，绝非游戏文字或猎奇之笔，自应有其运笔设景的匠心所在。或可视这类扑朔迷离的困惑性写情叙事，正是探究《呼兰河传》必须面对的事实，当是解开《呼兰河传》之谜的幽谷曲径之所在。《呼兰河传》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对于呼兰城和呼兰人的全景式描叙。然而，作品并未在叙境的平面图上嘎然而止。相反，它是从民族历史的大文化背景上，鸟瞰实实在在的呼兰小城，在超现实的大时空跨度上对呼兰人的“本体”意识、生命活性、生存形态以及潜意识文化的心理积淀层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层观照与选择。从近似蛮荒野性的错节盘根、经纬交织的封建宗法社会关系网络到动物一般艰难蠕动在这难以挣脱的无边黑网的众生世俗画相，逼真而惟妙惟肖地活画出血泪模糊的人间悲剧和普通民众的病态精神。透过这些“凡夫俗子”的群体意识发自本能的七情六欲，指控宗法专制文化造成的社会沉沦与精神失落，形成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强烈对比和鲜明反差，寄寓爱与憎、亲与仇、同情与鞭挞、追求与否定，由此引发出对于异化了的悲惨世界的诅咒和挥斥，开掘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实人文精神，这既是女作家寂寞人生的呐喊，也是千百万与呼兰人共命运的“芸芸众生”发自“本体”意识的原始生命力的呼号与战叫：住在这里边的人，对于房子就要倒这会事，毫不加戒心，好像他们已经有了血缘关系，是非常信靠的。似乎这房子一旦倒了，也不会压倒他们，也不会压死的。绝对地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些人的过度的自信，不知从哪里来的，也许住在那房子里边的人都是铁铸的，而不是肉长的。再不然就是他们都是敢死队，生命置之度外了。若不然为什么这么勇敢？生死不怕。 ——《呼兰河传》第4章第2节这种“平庸”与“自信”、“愚氓”与“铁铸汉”二元对立的超常组合，相反相成，矛盾相克，形成了情在意外而理在其中的反驳与互律，交相映辉，衬托出关东大地和不甘屈辱的三江父老们自强不息，生死不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人格，传达出震撼时空的时代步音和人民心声，也蕴藉着置生死于度外的关东铁汉们击退黑暗、渴求光明、积极奋发的潜意识骚动：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了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而就来了悲哀。 ——《呼兰河传》第4章第3节人与神、科学与迷信的激烈斗争，曾经为欧洲文明开辟了整整一个崭新时代。八国联军炮火枪刀捅开了紫金城的大门，也带了潮水般的“西方文明”的大规模入侵。古老东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意识和华夏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东方与西方互渗，传统与现代碰撞，科学与迷信对抗，给我们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信仰造成深层危机，也注入了革除痼弊、励精治新的现代启蒙意识。当科学与民主以鲜血为代价向黑暗旧中国发起猛攻时，“东方睡狮”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呐喊声中震惊觉醒，沉睡的松辽平原，以及呼兰小镇和呼兰河人终究被历史卷进了新旧交替的时代漩流，在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光明与黑暗的格斗夹击中，经受着现代文明的怵动和冲洗，在迷惘与困惑中酿成突破的力量与爆发的抗争。《呼兰河传》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作家借助于冷静、客观的社会本真录实和人伦纲常透视，把呼兰河人从香火缭绕的神鬼祭坛，召唤到疑神疑鬼、憧憬光明、骚动着自信自强力量的科学伊甸园门槛。作品紧抓住“黑糊糊、油亮亮的”大泥坑子引发的风波，以农业学校校长儿子失落大泥坑获救的情节为发端，不事张扬又胜似张扬地激烈地展开了科学与迷信、人与神之间的论战与对抗： …… 于是，议论纷纷了，有的说因为农业学堂在庙里边，冲了龙王爷了，龙王爷要降大雨淹死这孩子。有的说不然，完全不是这样，都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的关系，他父亲在讲堂上指手画脚的讲，讲给学生们说，说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龙王你下的雨，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地气死，他这口气那能不出呢？有的说，那学堂里的学生也太不像样了，有的爬上了老龙王的头顶，给老龙王去戴了个草帽。这是什么年头，一个毛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老龙王怎么会不报应呢？ …… 有的说，现在的学堂大不好了，有孩子是千万上不得学堂的，一上学堂就天地人鬼神不分了。 ——《呼兰河传》第1章第1节如此平缓直白的叙境，字里行间跃动着对生命的渴望与追求，喧嚣着反叛与抗争的力量，借助于作家化入的隐喻和作品描述的意象，读者终于沿着呼兰河干涸的河道通往中国北方农村，走向全中国，体验和感知沉睡多年的“芸芸众生”们终于朦胧地认知自我与“本体”，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与文化价值。一种自觉的亢奋精神和怀疑情绪在迅速扩张，怀疑历史，怀疑现状，怀疑自我，也怀疑神鬼天命。而潜隐于其中的文化沉淀和意象本真是泪是呐喊，是奴性与反叛、沉默与奋争、黑暗与光明的较量和消长。二《呼兰河传》绝非仅仅是一部怀故思乡之作。萧红蕴藉于作品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和残破人生的控诉，凝聚着仇的怒火，饱蘸着战士的鲜血。尽管她不是真枪真刀在抗日战场上高擎战旗冲锋陷阵、正面向旧世界冲刺的先锋战士，然而，她对于水深火热中的民族命运的深沉忧患意识，对于故里乡亲们在贫困与愚昧夹击中沉沦的时代悲剧的愤懑与质询，一如潜潜运行的地火，酝酿着革新的骚动，汇聚成突击力量，并渗透于人物情结、故事描述、场景开发和叙境摩写，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创造历史的前进力量。粗读《呼兰河传》，仿佛女作家在看取童年的人生，追扑故土乡情留给自己记忆的粉蝶，借童贞的纯朴与浪漫，寻觅逝去的金色梦幻。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拂去浮面文字描述的扑朔迷离，去咀嚼和品味作品底蕴的文化积淀和意象内涵，自会强烈地敏感到萧红以其女性作家特有的感应神经和叛逆气质，借助于对北国故里世代延续的时风遗俗、民情世态等人事物相的工笔刻画，含泪对隐形于传统道德负面的无形杀手——社会罪恶进行了无声的控诉和无情的鞭挞。作品对“指腹为婚”的旧俗酿成的婚姻悲剧的叙境描摩，深沉而又有力地传达出作家对于那个悲剧时代的惨痛现实的愤怒指控和强烈批判：但是这指腹为亲，好处不太多，坏处是很多的。…… 年轻的女子，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 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地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呼兰河传》第51—52页如此笔力千钧的哲人论道与诗家抒情，交织成清晰可辨的悲剧时代的怪影和吃人现实的凶相，在忧愤深广的叙境描述里，激越着原始生命的执着与反叛传统的战叫，闪射着关注社会、热爱人生、向往公理与正义、追求自由与新生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理想主义的思想光芒。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5]。评判一位作家的功过是非或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必须将作家作品置于特定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从其主体性创作意识到作品传达出来的深层潜在审美意蕴，作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客观的全面分析。《呼兰河传》尽管不是倾向鲜明地摄入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借以凸现具有重大社会人生价值的严肃、崇高与壮美，但若从其另一层面观照，作家和作品积极自觉地赋予自己的创作意图以淳厚浓郁的民主主义—人文主义美学理想，满含热泪与辛酸写出了下层劳苦大众的不幸与惨痛，揭示了社会的苦难和精神病态，其中无处不渗透着作家深厚的同情与积极的抗争。作品展示给人们的是富有人生启迪和思想教益的淋漓现实，它也应当在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圣殿里占有光彩的一席之地。 “萧红是寂寞的”，但她并不甘于寂寞。“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她同三千万不愿做奴隶和亡国奴的家乡父老姊妹一样，开始了流亡抗日的悲壮人生历程。“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女作家试图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大潮，为光复故土尽一份中华儿女的天职。由于种种原因，她终未能够如愿以偿，不得不颠沛流离，辗转于后方，最后寓居港台，潜心创作，完成了《呼兰河传》。可以说，《呼兰河传》是饱经忧患的女作家阅历了离乡背井的流亡人生，经受了精神苦难的曲迂回归之后，于寂寞人生的孤苦中自我珍重、奋发自强，重新置身于生活激流的生命力的亢奋与战叫。诚然，这也是她借助于开掘自身童年生活的记忆与回顾，反思人生，探索新路，召唤失落的激情，抖擞抗争精神的叛逆个性的再现与升华。唯其如此，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才没有仅仅局限于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作品的基调沉郁悲壮而又忧愤深广，笔锋所指全在于通过勾勒东北故乡的时世惨景，挖掘中国北方农村在封建专制与宗法文化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与精神堕落。作者为呼兰河作传，其实是在大时空跨度的民族文化背景上精心雕塑本世纪前期中国农村的“微缩景观”。《呼兰河传》直观叙写的是闭塞而寂寞的东北小城以及世代生活在这个狭小天地的民族的、时代的世俗气和众生相。在这里，一切都是单调而又愚昧得近于蛮荒。作品在单调沉寂的乡村风俗画面上，以色彩清新明丽的描绘，透过笑里含着悲愤的抒情，倾向鲜明地显现着走向觉醒与反抗之前的颇具原始野性的北方农村，以及沿续承继数千年的传统习惯生活。其中不免蕴藉着作家对世俗恶习和病态社会心理的批判与鞭笞，也更加寓寄着萧红对美好现实的热切向往和对理想人生的苦苦追求。作家满怀悲凉凄婉的心绪回忆自己寂寞的童年和山河破碎的故园，忧愤深广而情真意切，潸然泪下却依然充满希望的微笑。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时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点。他指出[3]：“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园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萧红是寂寞的，又不是寂寞的。她能在寂寞的围攻中奋笔疾书，写出《呼兰河传》，证明她并未呆滞于消极处世，一如呼兰小城那样自甘沉论。她笔下的呼兰城和呼兰人也并非一如《生死场》那样被置于全知全息的大文化视野之中，而是被布局在小城春秋的生命萎缩、生存危机、生活无奈、愚昧无知的精神病态所构成的近乎原始的文化氛围之中：“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如何，为什么这么荒凉……”这一连串的质询，这意味深长而又隐约其辞的潜意识，无疑是萧红对冷漠人生的无声反叛与抗而呼兰小城年复一年，沿习相传的跳大神，七月十五放河灯，秋天的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会等全民性盛会，则进一步从呼兰人的集体无意深层，揭示了北方中国农村小城的文化内涵和畸形社会心态。正如马克思所说[6]：“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国破家亡的民族仇恨，流离人生的血泪历程，富于同情和爱心的个性气质，混和在这位女作家的潜意识深层，积淀成一股激情高昂的人文主义精神追求。凭借如此精神营养的哺育，她寂寞的人生不断注入了明确的生存希望与“坚强和挣扎的力气”，促使她不仅自尊自爱，关注自身的生存利害和人生际遇，而且情有独钟地苦恋着她的故土以及那里的父老乡亲，真真切切地全神贯注于屡遭劫难的故国家园和水深火热中渴望生存的民族命运。她迷惘而又坚定，她颤慄而又呼号：为什么呼兰小城如此寂聊淡漠，又动物般存活着愚昧麻木的人群？他们“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他们为什么非要在大泥坑边际奈何求生，安于现状而不自知不反抗不觉醒？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多余的苛求，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了，顺受了。顺心了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在这捶胸顿足的“天问”式的质疑思考中，深深蕴藉着女作家对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切与责任。作品着意描述的典型环境“东二道街”上的那个终年泥泞的人生陷井，不单给呼兰人带来的是生活灾难，也给这个单调落漠的小城平添了一道独有乐趣的“风景线”。那个“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园媳妇终于在要“规矩出来一个好人”的婆婆愚妄无知和乐于充当“看客”的国人颇有满足的观感中被“调教”死了；体健力壮话音响亮的王大姐也难逃于人们终日奚落的恶声，留下两个孩子悄然死去。还有那一群唱着古怪歌谣的漏粉苦工，提心吊胆又悠然自得地在三间会“走”的草房上采摘蘑菇……这一切看似轻松可笑，却又在惨笑背后淤积着作者焦灼的情和滴血的心，以及她对于人生，对于历史，对于信念理想的追求与思索、怀疑与质问。如此悲剧性的世俗态和众生相被摄入女作家的文学视野，又被描写得如此刻骨铭心，淋漓尽致，绝非偶然的兴之所至，情之所致，其深层文化底蕴也不仅仅是慨感人生的寂寥和悲吊情感的失落。对于萧红这位严肃思考民族心态和文化传统生存现状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她尤为痛心疾首的是国民性的颓废怠惰，民族魂的落魄伏蛰。她的确是满含着热泪在无声地控诉和无情地鞭挞造成如此惨痛现实的阶级压迫和社会罪恶。在这里，作家和作品留给人们的思维空间，不是叹息、怜悯、沮丧、消沉，而是为着中国农村的人文生态环境的历史与未来，是对人的生存价值和历史主动精神的严肃思考和积极启蒙。三萧红的文学创作道路，从一开始就是在革命文学旗帜下，沿着鲁迅开拓的革命现实主义方向在探索中前进的。她的作品积极紧扣北国生民们“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原始生命力这个主题。这个基调不仅突出地体现于《生死场》，也深深地渗透于《呼兰河传》的整体意蕴，甚而弥漫于作品的委婉低廻的淡淡哀愁中，无不渲嚣着发自人们集体无意识层的不甘寂寞的反叛与奋争，释放出积极追求的生命挣扎和生存活力。萧红遵循鲁迅的教导，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描述人民的不幸与苦难、贫穷与落后，也叙写他们的病态呻吟与反抗。“也许你要《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残忍，然而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3]呼兰小城春秋轶事和呼兰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打架斗殴，偷鸡摸狗都吸纳成为她的创作素材，被加工进入她的作品的整体结构，从而展示出一幅惊心动魄的民族社会的本真意象和现实人生。列宁曾经在评价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列夫·托尔斯泰时这样写道[5]：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萧红的《呼兰河传》同样射出她那个时代的某些本质问题的思想光芒，启迪人们面对民族生存危亡的严酷事实，重新思索应该如何活下去才不至于自相残杀，雪上加霜，并由此将作家的艺术触角延伸到生活的深层，既牵动了现实人生最敏感的神经，也触及到民族生存解放的根本问题，强化了作品的三维空间力度，赋予其远为深广的文化审美意蕴和历史厚重感，乃至获得了永久性艺术魅力。我们今天重读《呼兰河传》仍然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那凄切、哀婉、悲歌呼号的忧愤激情，猛烈击撞着读者的灵魂深处，摇撼着古老传统下潜藏的历史污秽，在那一切都被扭曲的惨然图象中，女作家用心良苦，实在指出造成一个古老民族饱经沧桑的内在痛苦，开掘下层人民潜在的积极生命意识和生存理想。萧红在个人屡遭不幸、贫病交加的孤寂之中，依然忧思莫忘于祖国故里，坚韧地挖掘着这个古老文明民族的历史幽灵。她不愧是一个挣扎奋斗到最后一息的文化女强人。当沦陷区的多数民众还昏昏然受制于末代帝制的宗法专制下，奉承先民祖辈遗留的一切为神明而自相摧残时，远居香港的萧红痛感于被异族的刺刀尚未征服的最后一点人的生存意识面临毁灭厄运时，她再也按耐不住了。她愤然而起，于贫病交加中发出生命的最后一声犀利的战叫。她的《呼兰河传》就是对日寇铁蹄下被蹂躏的东北三江平原国土的生命意识、文化观念、价值取向重新所作的一次全面审视。她终于大彻大悟，发现“祖传”的一切是那样残酷地虐杀着无辜，它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萧红作为一个不甘于做亡国奴的思想战士，她以含泪的目光焦灼不已地思考着这片国土何以竟被这样无声的践蹋成这般模样！被压迫被奴役的群体的反抗是时代前进所需要的历史动力。在反抗的风暴已经来临之际，反抗者在抗战中同时需战胜自身的历史惰性和奴性更加迫在眉睫，否则，反抗即是以血的代价取得了成功，也仍然可能败在自身，像历代农民起义那样。因而对于“国民性”的历史思考，不仅在当时的东北平原，而且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战运动中，都具有更广泛更深切的时代要求和现实内涵。与《呼兰河传》先后出现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优秀作品，几乎都以不同的文学形态和人生剖面折射着这样的文化指向。国统区的《华威先生》（张天翼）、《还乡记》（沙汀）、解放区的《差半车麦秸》（姚雪垠）、《财主的儿女们》（七月派作家路翎）……他们都是在民族危难时期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对民族劣根性和旧文化传统等社会意识进行了全面挖掘和严肃探索。萧红的《呼兰河传》与这种思想背景和文化生态酿成的时代文学思潮达到了不期然而然的契合。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处，那就是萧红的作品表现得更鲜明、更泼辣，也更带有她东北作家和女性作家的独特气质和粗犷个性。萧红毕竟是立足于40年代抗日烽火遍地燃烧的中华大地来思索和表现她之对于国民性本体内涵的审美批判和道德追求的。因此，他不仅在社会意识形态上，而且在艺术形象形态上都与当代思潮的美学理想和价值观念血脉贯通，气韵相连。尽管因其特定的历史环境，萧红的小说侧重于表现北中国农村的人情世态和传统文化事象，但毕竟又不同于“五四”时代思想启蒙先驱者，在表现农民精神状况时所流露的抑郁沉痛的伤感情绪。《呼兰河传》与《生死场》的相同之处，就在于二者都表现出“北方农村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以及他们对待生活的镇静隐忍。冯歪嘴子在北方的严冬、财主的暴虐以及周围人的冷嘲热讽的打击下，在妻子病死扔下两个孩子无人照顾的惨境中，没有像闰土那样屈服于命运，麻木于人生，他终于在周围的恐慌中镇定下来，默默地顽强地抗争着，与命运带来的种种不幸相对抗。即是刚刚12岁就被夺去了生命的小团圆媳妇，也不是带着对地狱的恐怖默然熄灭生命之火的，她毅然以其所有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生存欲，抗争到了最后的一息。在这一幅幅悲惨人生的描绘中，无处不在骚动着作者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表现了作者对于沉睡千年的中国农村种种病态现象的清醒意识和冷峻态度，也激越着作者对山雨欲来之前的沉寂人生的焦灼与不安，以及她翘首黎明企盼新生的迷蒙与渴望，其中同样蕴藉着某种充满生命意识的隐形力量。从这点讲，萧红的作品与其同时期作家一样是追求表现某种时代新生力量的“内向”审美的掘进与拓展，即再现人的灵魂深处“力”的冲动，与左翼作家那些努力捕捉时代风云，着力表现农民“生”的悲苦和“力”的觉醒是同取一致步调的。所不同处只在于透视生活的艺术视角不同，一种是运用“外察”视角，侧重于正面铺叙，展现生活冲突，描绘波澜壮阔；另一种则是运用“内省”视角，关注灵魂的动态和命运的漩流。暗流与潜流，侧重于纵向开掘，表现深层情绪和异化事相，借以传导悟性，诱发联想，启迪人生，唤起庄严与崇高，因而也显得格外幽深而坚实。这二者客观上都是不同的文化层面上对现实社会和人文精神的观照与折射。如果说痛切关注命运的“折腾”中挣扎抗逆的劳苦大众的现实人生与历史动向，构成了《呼兰河传》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旋律，那么，作为一代苦苦追求理想人生女性作家，萧红对于身受“三权”重压的劳苦妇女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归宿的关切与同情则更深一层。唯其如此，在她笔下活生生地出现了一系列不幸妇女悲剧性的人生事象，有饱尝人世辛酸终于含愤自杀的贫农老妇王婆；有向往自由幸福和美满婚姻，却在残酷现实面前遭到破灭，忍受精神折磨的贫家少女金枝；有美丽、善良、温存的少妇月英在丈夫虐待下，肉体长疮生蛆，活活地烂死了（《生死场》）；有被地主活活踢死的寡妇阿嫂（《王阿嫂》）；有被封建婚姻摧残的翠姨（《小城二月》）；有被封建迷信和宗法礼教折磨致死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呼兰河传》）。更有另一类代表了历史活力的妇女群像：她们是和组织起来走上抗日斗争第一线的男人们站在一起振臂高呼，表现了生的坚强，生的挣扎的解放意识觉醒的寡妇们。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萧红都以其“女性作者的细微观察和越轨笔致”着力加以刻划和渲染，赋予她们浓重的历史深度和悲剧色彩，强化了作品揭露淋漓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也凸现了女性作家对被损害被侮辱的广大劳动妇女悲惨境遇和不幸命运的自觉观照与积极抗争精神，给予读者以憎恨残酷现实，同情和支持妇女争取解放的思想启蒙。由此及彼，《呼兰河传》一再反复地为受奴役被剥夺的劳苦妇女所处不公正社会地位鸣冤叫屈，大声疾呼，竭力为她们辩白，正是女作家情之所至，匠心独具的审美追求。这呼声本质上反映的是亿万劳苦妇女渴望自由幸福，争取平等自由和人身解放的呐喊与战叫。由此推论，《呼兰河传》整体审美意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积淀，更多地是来自于女作家痛切关注并积极改变被禁锢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历史命运的投入与反射。在给萧军的信中，她认为要改革中国的人生，就要医治人民的灵魂。1934年流亡上海后，她自觉追随“左联”革命文学步伐，并亲身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的先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后又执教于民族革命大学。这些丰富的革命实践和思想阅历，使她对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本质意义及其历史走向有了更深刻更切实际的了解与认识，哺育并发展了她创作上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同时，萧红又是在亲身经验了世俗家庭的不幸、国土沦丧、情感世界的苦涩、颠沛流离的痛创以及复杂多变的“怪味”人生之后，步入文坛、投入革命文学创作的。丰富的阅历，广阔的视野，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使女作家有可能本质地开掘生活的源泉，准确地把握行文运笔的创作契机。她那种无限眷恋乡土故亲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连同那深深埋藏在心灵底层的反叛传统、诅咒宗法专制、仇恨黑暗社会现实的战斗精神，孕育着女作家变革现实，创造新的理想人生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激情，正是这种渴望冲决一切桎梏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女作家写下了悲剧时代的惨痛和民族劫难中的种种不幸，也传达了人民大众在愚味和沉沦中的求生的挣扎和拒死的坚韧。以这样的契机把握呼兰河传的整体文化意蕴和积极审美追求，就不难理解萧红为什么总是把她的创作视野瞄准辽远的东北三江平原和战火纷纷中多灾多难的家乡人民，又总是把镜头推向撞碎过她童年的金梦，裹挟她加入劫后逃生的难民群流，开始流亡人生，历尽艰辛坎坷却仍旧使她痴迷眷恋的北国故乡。她在遥远的风俗画中摄入了时代、历史和民族的多重文化底色，并以其力透纸背的实感、个性鲜明的社会世态和人生真相，喧嚣着民族救亡的悲壮步音和民众求生的亢奋心声，由中露透出历史进步的信息。可以这样认为，《呼兰河传》是萧红久历人生，体验了民族劫难时代的种种不幸之后，由传统的人文主义者转向自觉的爱国主义战士和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嬗变期对她深受无比、眷恋至亲的东北平原故土乡亲的积极反思和自觉重塑。也是她在民族自觉意识复苏振奋时期，重新体验自身文化生态环境，深层开掘国民性多层文化沉淀，重构新时代文化精神系统的体说。其创作的宗旨在于复活民族自尊、自强、自立精神，矫正被专制文化和宗法传统压扁扭曲的文化人类的本体意识及其历史定位，以唤醒民众，开辟自我反省革新之路，引导并“激励劳苦大众走向平等自由和民主新生。从这点讲，《呼兰河传》也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性格的横向投影，是那一特定时代精神的艺术审美观照。四作家的艺术风格是他（她）的人生阅历和艺术人才的综合概括与集中凝炼。萧红在艺术风格上同样是一位个性突出，特色鲜明，勇于大胆探索和创新的革命作家。她对于小说创作也有一种独特的认识，她说[8]：“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8]这种反叛传统，倡导创作自由，追求艺术个性的文学创作观，使萧红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上另辟蹊径，别有天地，自然天成，平实无华，深深地按上了她自己的创作个性的记印，呈现着独特的社会生态地域文化、民俗色彩和审美空间。《呼兰河传》并非尽善尽美，一个明显的弱点是几乎失去了被鲁迅给予高度评价的粗犷、热烈、激昂、悲壮的“力的美”，那种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新鲜而热烈的时代意识和历史厚重感，在《呼兰河传》中淡漠得以至于消失了。细心的读者惋惜地说：“她离开《生死场》上的人们实在太久了，她寂寞得太久了。”但是，应当承认《呼兰河传》鲜明地表现了女作家创作思想进一步娴熟和艺术功力日臻完美，或可视为这位饱经时世沧桑的现实主义女作家在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力进入成熟时期的重要标志。在萧红看来，能否写出好的作品来，关键在于作家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内涵、底蕴、情态事象能否达到全方位的、敏感而深层的理解和准确而细腻的把握，使现实生活同作家的创作灵感、思想情感相互渗透、融融贯通，酿成艺术的圣水，点化读者的心灵，缔造人类文明。她曾经这样说[9]：“我们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应该说，这既是作家的美学观点的一种表述，也是她对艺术创作实践的某种感悟。《呼兰河传》所显示的艺术表现能力和风格形态特征，就是女作家基于自觉的审美追求，投入生活，渗透情感，凝神聚思，对呼兰小城和呼兰众生的传统历史精神与宗法文化背景的个性化描写和形象化塑造。《呼兰河传》艺术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作者并没有煞费苦心地去精心编织叙事情结和人物场景，所有的人物、事象、情节、场面，自然登场，自觉流露，款款而来，不事雕饰胜于雕饰，将平实无华的篇章结构与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化文笔章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尽管没有着力于刻划人物，也未着意去创造完整的情节结构和戏剧性冲突。在叙事章法上，陈述的故事性也多半是缺乏紧密内在因果联系的人事，零碎分散，甚至互相游离，运思行文依然是《生死场》那种散文化写法，但正如作者在《呼兰河传》的“尾声”自白的那样：“以上我所写的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为他们充满了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恰恰是如此不拘一格的篇章结构和散文化叙写手法，客观上造成了个性化的艺术表现效果，使整部小说具有抒情诗样的情调，又有着风俗画一般的斑斓色彩。《呼兰河传》的不少章节，乍看是作者在做客观的述写，平铺直叙，白描素写，不事张扬；细心玩味，则情在景中，物我难分。兹以小说落笔开章的一段铺叙为例：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屋顶的麻雀仍是那样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什么都和十年前的一样…… 这是一幅绝妙的写意风俗画，更是一曲情真意切的人生悲歌。如此寥寥几笔勾勒、几笔白描，把个走向觉醒和反抗之前的中国农村宗法社会的人生，渲泄得如泣如诉，淋漓尽致。在这里，作者把自我化作他我，将主体融进客观，以其清新而明丽的笔致，将自己的思想情愫和浪漫诗情，融汇成气韵生动的意识潜流，恣意滥殇于她笔端的人事和景物，无不留下自己的影子和个人性格的奥秘。描述写人，平白如话，淡入淡出，恰似行云流水，天然去雕饰。《呼兰河传》描写的语言基调也颇具特色，清新明丽富于诗化情绪；遣词琢句，新颖别致，节奏感强，“景深”幽远，力求运用语言的表现力，开掘作品的审美底蕴，以升华主题思想，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通读全篇，精美玲珑的叙事写景段落，俯拾即是，不少地方写得如诗似画，有如一首首散文诗组串成章，可歌可吟，如泣如诉。《呼兰河传》选材谋篇不拘一格，信手写来，款款叙述，不虚张声势，不追求离奇玄虚。素材也多为身边事，框架结构也不同于传统小说模式，在叙事陈情描写手法上也不雷同于传统小说手法，更多的则是游刃于散文、诗歌、自传、小品、故事小说之间，并将小说的主人公由传统的写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转换成写“呼兰小城“和“呼兰人”的群体性格，无疑是女作家尝试小说“特别”写法的一次成功的探索，事实上也收到了“特别”的审美艺术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早期探索小说的先河。注释： [1] 许广平《追忆萧红》 [2] 鲁迅．《〈生死场〉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第7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443． [3] 茅盾．《〈呼兰河传〉序》．《呼兰河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1卷第524页． [5] 列宁．《论文学当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 281． [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7] 聂绀弩．《萧红先集序》． [8] 锡金．萧红和她们《〈呼兰河传〉》． [9] 见《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载，《七月》第25期．作者简介：张凤武（1938-），笔名章驰，男，河南洛阳人，原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被聘为新疆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教授、科研处副处长、学报编辑部常务副主编，从事民族理论、民族学、民族文学、鲁迅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本文责任编校杨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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