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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的“全球化”情结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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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的“全球化”情结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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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文学批评的“全球化”情结与焦虑【作者】张利群【作者简介】张利群(1952-)，男，湖北罗田人，文学硕士，教授，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学与批评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　中文系，广西　桂林　541004 【内容提要】中国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语境和视域中产生的情结是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民族性、传统性、本土性、世界性等情结的延续和发展，这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问题面前更显突出，其构成批评的困惑、矛盾和焦虑。批评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策略应主动应对挑战，在融入世界批评潮流的同时保持清醒和个性，创造平等对话交流的平台和“多元化”的“复调”批评。【摘要题】文学的全球化与现代性【关键词】中国文学批评/“全球化”/焦虑/情结/策略【正文】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5-0148-05 　　　　一　　正如世界学人对“全球化”见仁见智的不同认识一样，中国学人对“全球化”更因中国的特殊语境和文化氛围而见仁见智。张颐武在《全球化：亚洲危机中的反思》中指出：“我们有关‘全球化’的看法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全球化被浪漫化了，它成了最终解决我们面对的许多矛盾的终极幻想。在中国语境中，有些信仰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者’不断地利用所谓‘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异常简单地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的终极价值，以所谓共有文明的浪漫掩盖‘全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全球化陌生化了，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中国还有巨大的封建因素，根本谈不上全球化，因此全球化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西方人所看到的全球化的问题在中国还非常遥远。”[1]当然，除这两种对立观点之外，还存在着对抗和否定“全球化”的观点，将其视为“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以民族主义来抗拒霸权主义欧洲中心论、帝国主义的观点。说到底，这些矛盾和冲突集中反映在我们长期以来纠缠不清而又反复讨论的一些老话题上，诸如现代和传统、中国特色和世界接轨、民族性与现代性、“西化”和“中国化”等。归而言之就是一个问题，如何使中国既有特色和独立性又能汇入世界潮流并确立世界位置的问题。中国文学批评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一样，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一直因面对这一现实问题而产生出现代性情结，面临着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并寻找中国现代批评。而始终制约和制衡的是中国特色化的、中国传统化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中国社会现实语境。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批评面对的这一现实问题就转换为“全球化”情结。一方面现代性与“全球化”有内在逻辑联系，“全球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现代化的一种表征形式；另一方面当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中就必然会面临“全球化”，何况，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世界潮流集中表征为“全球化”。中国文学批评从“五四”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就孕育了走向世界的情结，当下的“全球化”问题更加深、加强了这种情结。当代学人一方面努力借助改革开放之机，引进和学习西方现代批评，为我所用，使传统批评改造为现代批评；另一方面努力建立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体系，力图跻身于世界批评潮流，与国际接轨，试图发出中国批评的声音。但这种努力始终导致出一个结果：既不被世界批评所接纳，因为中国声音未能“全球化”，民族间的差异和误读无法使之在一个共同平台上平等交流和对话；又不被世界批评所承认，因为中国声音的“西化”、一步一趋的摹仿而缺乏原创性。即便被“认同”，也只是被纳入西方的语境中而被视为西方话语体系，是认同西方话语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始终处于悖论和怪圈中，而无法解开“全球化”这一情结。　　中国文学批评的“全球化”情结的产生原因大体归纳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情结或现代化情结。这不仅是“五四”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情结，更是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产生的情结。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三个高潮，或者说可划分三个阶段，一是以“五四”时期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从而迈入现代化进程为标志，其动力显然是一方面来自反封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苏俄文化影响所致；再一方面是来自中国文化中滋生出来的新文化影响所致。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所提出的“四化”的现代化进程，其着眼点主要放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上，力图使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进入世界行列。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其着眼点主要是通过思想、观念现代化而影响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从而促使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因此，现代化始终是中国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的奋斗目标，也是进入“全球化”的基本条件。　　其次是使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从而使中国“世界化”的情结。中国自“五四”打破封建专制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后，一直致力于与世界交流并走向世界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因素干扰，步伐一直较为缓慢和沉重。但始终没有动摇过走向世界的念头，并一直在寻找有利机会。中国在走向世界进程中也面临过四次机会：一是“五四”时期在走向世界时因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中心任务淡化和削弱了力度；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组成联盟，但因内战爆发也淡化和削弱了力度；三是在建立新中国后通过外交关系建立了走向世界的渠道，但因国内的革命和建设以及政策失误等原因也淡化和削弱了力度；四是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又面临着走向世界的机遇。这一次无论是内部条件或是外部条件都十分充分，从上到下的认识都较为统一，逐步并稳步从各个方面开始进入世界潮流。因此，中国走向世界不仅是“全球化”潮流所驱，而且也是中国的内在动力所致，是中国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国人始终追求的目标。　　最后，是中国的特色和优势一直未能有效展示而产生出的情绪和焦虑，也以期通过“全球化”来缓解和释放。中国不仅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造就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而且当下也不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自身特色和优势一方面不为世界所认识和重视，缺乏交流渠道和缺乏平等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来自中国某些一味迎合西方“他者”眼光的媚态，从而既使西方某些人误读中国，也使中国某些人也误读了自身。这种误读式的展示以期“全球化”确实是不可取的，是一种畸形的情结和焦虑，不仅不能缓解和阐释焦虑，反而更增加了焦虑。因此，有必要在“全球化”视域中准确展示中国的特色和优势，不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更不惟让中国走向世界，而且是为了更好的交流和对话，为了更好促进中国和世界发展。　　中国文学批评自“五四”由传统批评转型为现代批评之后，这一现代化进程是逐步产生、发展和完善的，也就是说批评的现代性是逐步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一直致力于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建设，另一方面是使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但“现代化”和“全球化”情结始终同其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多样性、对抗消耗性所未以释解，更因其内部和外部的机制、体制的原因而未能缓和。“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几乎全盘接受苏俄文学批评，也部分接受了适应中国现实的西方文学批评。但其接受一方面是根据中国现实需要以及国情限制条件下有限选择；另一方面确实也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和重塑。这既有合理的、实用的、有效的一面，但也有因民族本位主义的局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使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面。因此，以民族化来抵制“全球化”，以“传统性”来抵制“现代性”，以“特色”来抵制“西化”，或者相反，都构成了彼此间的对立和矛盾。因而中国文学批评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因纠缠而耗费了精力和时间，延误了进程推进，推迟了时间。“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情结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和阐释，甚至还加深、加重了情结和焦虑。　　中国文学批评只有在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才有可能真正释解情结和焦虑。这不仅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方针上有了保障，而且在观念、思维、方法、理论上有了保障。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中国文学批评能更理性、更合理化地看待“全球化”以及与之俱来的“现代化”问题，能更从容、更自信地面对和应对“全球化”冲击。尽管批评界与学界一样，始终会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始终会对“现代化”、“全球化”保持警醒的态度，始终会以学人的批判性、超越性、否定性对其进行学理的清理和研究，并使之框定于学术研究的范围内，但更多的则是以一种宽容、豁达、克制、自信的胸襟来面对和应对，采取的是辩证的、全面的、整体的、综合的评价态度，以期获得一种平等对话和交流，以期提供一种参照和相互借鉴，从而缓解和淡化了焦虑。　　　　二　　中国文学批评应对“全球化”的策略不惟是根据外部压力而产生，而且应根据中国文学批评所面临的中国现实问题而产生。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应对“全球化”的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全球化”潮流中，中国文学批评也必须顺应“全球化”批评潮流。“全球化”尽管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呼声中逐渐蔓延辐射到政治、文化、艺术、美学等领域的；但其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渗透，几乎是无孔不入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已形成“全球化”语境，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的精神、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然，精神文化毕竟不同于经济、物质文化，除其受到“全球化”影响而具有共同性、普遍性之外，也还有特殊性、个性。因此，中国文学批评一方面应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找共同的话语和共同应对的问题，对“全球化”批评的一些共同话题进行回应，如后现代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除结合中国的文学实践和社会实践作出解答，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共同话题中提出中国学人的观点和发展、发挥这些话题。不是简单将这些话题搬入中国、介绍到中国，而是能在批评建构中提出自身建设性意见，以便更好地在国际上交流和对话。同时还应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现实问题提出批评话题，尤其是中国现实问题中带有普遍性、世界性的问题更应提出来讨论从而赋予其世界意义。一些西方学者已关注到中国现实问题和中国文学实践，詹姆逊几次到中国讲学，期间也了解中国现实实际，其理论和批评也多次论及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以及涉及到的中国问题。[2]也就是说，应建立一种机制，能使中国问题“全球化”，或者说能使国内外学者关注中国问题，将中国问题置入“全球化”视域和语境中来讨论。事实上，中国问题有的不仅仅是中国问题，而且是世界问题，需要“全球化”式的讨论和研究。　　其二，中国文学批评应走向世界，在世界批评格局中占有一定位置。但关键在于如何走向世界，以“全球化”走向世界还是“民族化”走向世界，是立足于“现代化”走向世界，还是立足于“本土化”走向世界，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其实，这些表面上看来对立的关系或观点都可以辩证协调的，无论以什么形式、方式走向世界，都应该鼓励，而不是简单以迎合“他者”、“西化”予以否定。中国文学批评虽然在国际间有不少接触，但确实还未奠定中国批评在国际间的位置。无论是指责其“失语症”也好，还是“西化”也好，或是不屑一顾也好，都无可争辩地说明中国文学批评还缺乏竞争力和实力，还缺乏内功和底气，还缺乏更为宽阔的视野和胸襟。这一方面需要培养更多像“五四”时期那样古今中外贯通的理论人才，有更宏观宽阔的视野和理论底蕴，有更厚实的中外文化、语言功底，有更丰富的实际经验的批评家；另一方面批评界不能仅仅要么局限于某家某书的评论，要么就铺天盖地地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是脚踏实地地做一些既实证、又创新的工作，才不至于去重蹈覆辙，东凑西拼。当然，中国文学批评确实应建构理论和创新理论，而不是仅仅阐发和翻译别人的理论。　　其三，中国文学批评应有效利用资源来发展自身。不仅应吸收现代理论资源，而且应吸收优秀的传统资源；不仅应吸收国外理论资源，而且应吸收本土理论资源。中国批评走向世界并不是要抛弃传统、抛弃民族特色、抛弃本土，而是使传统性转化为现代性，使民族性、本土性转化为世界性、人类性。当然，并非是民族的就一定是世界的，民族相对于世界而言，毕竟是有局限性的。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东西终究会走向世界的，有一些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则缺乏世界性，如果真正为世界所接受，对民族性还需要升华、改造和转化，使之带有世界性。理论界曾经提出过古代文论、古代批评的转换问题，民族性、本土性是否也有一个转换问题，并非民族性、本土性就直接具有世界性的，中间还是有一个中介转换的问题，起码还有一个语言文字的转换，还有一个语境和话语系统的问题需要转换。　　其四，努力建立和建设一个可供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全球化”作为语境和视域似乎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其中也因人而异而产生不平等、不公平的可能性。诚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言：“全球化究竟是已被欧洲权力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的最后一章，还是另外即将以任何具体形式出现的某个事件的开始，仍不甚清楚。”[3]王宁也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性带来了文化上的全球西化现象。”[4]中外学者都警醒“全球化”包孕着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权力等不平等现象，尤其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弱小民族更是不平等。因此，参与“全球化”浪潮就必须一方面强化自身，确定其身分和地位；另一方面努力建立和建设平等交流、对话的平台，确定、修改和完善游戏规则，从而才不仅有发言权，而且发言才会有回应，中国文学批评在世界批评平台上才能发挥作用，取得效果。美国学者欧阳桢在《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像》中提出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种非霸权的全球主义和全球化模型？”[5]他虽然提出了许多假设和答案，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平等。文学批评作为精神文化的产物应该是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每个人心灵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共同性和独特性的前提下，才能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平等对话和交流。　　其五，应考虑文学批评作为精神文化创造的特殊性和个体性。“全球化”并非“一体化”，更不是“西化”或“美国化”，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精神文化有人类共同性、普遍性、趋同性的一面，但也有个性化、个体化、特殊性的一面。因而在强调批评“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批评“多元化”。“多元化”与“全球化”一样也成为人类的共识，成为世界潮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不足，两者相互补充、相互监控和相互制衡，而不至于发展到极端。各国、各民族精神文化都有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文学批评也会有各自的特色和差异性以及各自的价值标准，因此应该充分肯定和尊重其个性和特点，尊重不同的批评声音。从这一角度而言，批评“多元化”才更有利于批评创新发展，也才更有利于对话和交流，更有利于“认同”和接受，也才更有利于“全球化”。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应努力创造个性和独立性，努力创造属于自己又属于大家的声音。这不仅是力图独立于世界之林的需要，而且是批评像音乐一样不需要单音调、单声调，需要的是多音部、多声调的“复调”批评的必然发展。因此，“全球化”语境和视域中的批评应该是“复调”批评，正如巴赫金所言：“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6]中国文学批评也应该以“复调”批评而进入“全球化”批评进程。　　〔收稿日期〕2002-06-18 【参考文献】　　[1]　张颐武.全球化：亚洲危机中的反思[A].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 　　[2]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　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A].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 　　[4]　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研究[A].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 　　[5]　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像[A].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 　　[6]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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