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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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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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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 【作者】盖生【作者简介】盖生，1956年生，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白城　137000）【内容提要】针对文学理论界反本质主义的矫枉过正，本文从西方文化研究的现状、性质等考察，认为提倡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不过是对西学理路的曲意奉和，并为当下的私语话、感官化写作寻求话语庇护。至于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其实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委婉言说，其结果，只能是理论纯度的降解和批评的文本化与独白化。文学理论只有在开放中坚守，在多元中自律，才能提高其外指性功能与有效性阐释。【摘要题】探索与争鸣【关键词】质疑/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化【正文】　　当下，在文学理论界，反本质主义已成为一种时尚，有学者断言，“从整体看，我们的文艺学在解释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时依然显得十分无力”，“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质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认为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文学理论怎么了，它真的病入膏肓，百无一用了吗？问题似乎没有那么悲观。事实上，大凡以本质主义指控文学理论，都不是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整体关系及实际状况中考察得出的结论，而大多是从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理论的特定视阈指认出来的。　　不可否认，欧美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二元对立模式，在试图消解和弥平本质／现象、中心／边缘、确定／不确定等两极性关系上，尤其在质疑传统理论中的某些偏执与霸权上，确有深刻之处。问题在于，解构之后怎么办，颠覆之后干什么？后现代主义者不屑、也似乎没有能力解答这些问题。因此，在欧美学界，专事拆解而无力建树的后现代主义已越来越显出颓势。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武器，虽曾所向披靡，但历史毕竟还要发展，人毕竟还要继续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极而言之地批判固然痛快，也足够振聋发聩，但置传统理论于死地毕竟不应是目的本身，片面的深刻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思想依托，那种解构之后即宣布什么都“终结”了虽然省事，但终究是不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全面、完整地看待事物。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535页。）　　可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样也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但反对的目的在于建构，在于使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为中介”，甚至“亦此亦彼”，而不是一句“本质主义”就宣判了传统理论的死刑，其实这种简单化地反本质主义，恰恰也是一种本质主义。就是说，本质主义应该反对，这没有错。问题是现行的文学理论是否都是本质主义的，是不是一提到“本质”、“规律”、“价值”、“意义”就是本质主义，就大值得商榷了。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人类又要回到原始思维的混沌状态，一切以直觉、感性、经验为判断的依据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包括现行的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命题、概念及原理对当下发展中的文学现象确有力不从心、语焉不详甚至悖谬之处，这正是需要重新清理、厘定、修正的原因。列宁所谓真理是一个过程，强调的就是每种学说、理论都是历史的，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建构、完善之中，终极真理并不存在，因此许多有责任感的学者都以开放的心态，发展的眼光，对包括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极端化理论在内的一切理论，进行清理、选择、扬弃、吸纳，以之为思想资源和学理参照，来建构既有对传统、经典的继承，又力求解签、阐释、覆盖当下的新的文学理论，现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董学文等人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钱中文的《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等，都在抵制本质化倾向的书写惯例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这一切，所谓反本质主义者都视而不见，而把文学理论的未来，指向不确定的内爆了学科边界的文化研究，以此为所谓“后现代文艺学”（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只不过，有的学者委婉一点，认为“文艺学并不是基础学科，其原创点分散在文学、美学和哲学等之中”。有的虽坦率一些，但仍没放弃起码的文学规则，说“新世纪的文艺学正在快速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媒介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身体文化，而文艺学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注：“高扬新人文精神的旗帜——新世纪文艺学的走向”、“文艺学与人的全面发展”学术研讨会许明、金元浦发言摘要，载《社会科学报》2002年3月7日第4版。）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要求文艺学走出书斋，大胆扩容，进行文化转向”（注：张进：“人论与文论的深度自觉和交互建构”，《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更为离谱的是，有的学者甚至要求文学理论要“改变关于‘文学’、‘艺术’的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自己的研究中”，声称“至于它们是否属于文学艺术则大可不必急于下结论，许多在当时不被视作‘文学’的文本在日后获得认可的事例比比皆是。”为什么这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呼吁要文学理论走出“作茧自缚”的学科边界，转向文化研究呢？一位学者道出了其中原因：因为“西方的文化研究已替代了文学研究，‘广告、流行歌曲乃至随身听’等都已是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了。”（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问题终于有了着落，原来坚守纯文学观念的文学理论所以被指控为“本质主义”，是因为与西方的文化理路相悖。令人费解的是，难道西方的思想就是绝对真理？西方的研究路径就是中国研究的金科玉律吗？这是否与这些学者所强调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地方性、非普遍化相矛盾呢？　　况且，从文学理论产生至今，虽然经历了无数次修正、变革甚至体制上的否定，但一些基本思想、核心命题等仍然保持相对稳定。就是说，只有在有所继承的前提下进行拆解和否定才有意义。文学理论中必然保留着某些相对恒定的思想元素和学理框架，无论时代、社会发生哪些变化，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整体比照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如此，文学总有一些本质可认、规律可寻的，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进入文学领域，也不是随便什么理论都可以指认为文学理论的。可有的学者为证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不确定性，把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念搬出来作为立论的依据，照此说来，原始社会还没有文学的观念呢，这样的立论还有什么学理可言？更有甚者，有的学者还把西方某些在特定语境中的极端性言论拿来当作佐证，例如，C.K.切基特顿说“火车时刻表也有文学用途”（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难到火车时刻表真的就是文学作品吗？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要说明，既然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本身是一个似是而非，不确定的存在，那么文学理论是什么，包括什么又有何妨？　　退一步讲，就算是文学理论已经失效，那么文化研究能否成为文学理论的替代物呢？据考察，关于文化研究，即便在欧美学界，至今仍是一个较含混、难以界定的领域，而且仍被正统学界尤其是学院派的经典学科所拒斥。从现行的文化研究理论及其操作规则看，文化研究比较注重研究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注重研究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以及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注重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等（注：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17页。）。就是说，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则“特指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和商业消费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和技术运作特色的文化产品，其具体化是指由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传播，承载，在大众消费社会流行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MTV、广告、畅销书、消闲报刊等。”（注：谭好哲、马龙潜主编：《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82～283页。）当文化研究之风刚刚刮到中国学界的时候，许多学者曾对此持比较谨慎甚至警惕的态度。譬如1999年12月由首都师大主办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上，有的学者对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有的学者则从不同语境着眼认为不能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话语模式（注：见“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期。）。有趣的是，事隔两年，当时曾持谨慎态度的学者却大胆起来，一变而为以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理论的热心倡导者。在我看来，不仅文化研究无法替代文学理论，甚至这种文化研究理论本身能否构成经典意义的理论都大成问题。因为大凡理论，至少要自成体系，即自我指涉、自我确证的逻辑展开和运动的能力，而且要有一定的外指性和学理性，即对所研究对象孕含的人文价值潜能的发现和判断。而文化研究很难做到这一点：文化研究既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也没有确定的学科边界，它从不以人性的提升及精神维度的充盈为旨归，这也许恰恰是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表征所刻意消解的。文化研究拒绝学科归属，也反对体系化叙述，它一旦具有了某种体系化叙述的能力，形成准学科的诸如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又会离开文化研究领域而独立言说。文化研究永远是不确定、边缘化、零散化领域，如果以文化研究代替了文学理论，它能对文学创作发挥何种作用，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不难看出，反本质主义者所以要把文学理论指控为本质主义而消解掉，根本目的在于为当下某些私语化、肉身化、感官化的写作寻找一种话语庇护。因为一般的文学理论都主要以经典文学为研究对象，只有首先清除经典文学阐释形态的文学理论，才能使与日常生活相切近的消闲文化挤占本属经典文学的殿堂。由此可否认为，这种所谓的反本质主义在人文关切走失，精神维度缺席的社会语境下，事实上已构成一种助纣为虐的行为了呢？我认为，反本质主义者反的不是文学理论本身，反的是人文精神和历史情怀，要的是零散化、非人化的本能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还真要对“本质化”有所坚守。　　当然，提倡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绝不可与所谓文化研究相提并论，至少，它还没有偏离和否定文学的基本观念。但所以有学者要文学理论向形而下的批评化滑行，根本原因，仍然是反本质主义意识在作怪，只不过更学理化一些，委婉一点罢了。如有学者认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本就不应分家，本来就是一回事”，由于“理论与批评相互脱节”，“空头理论教条仍在禁锢着文学理论本身的自由灵性和现实的文学写作的发展，因此，理论的批评化就成了一个无奈而必然的主动选择。”（注：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在我看来，无论是文学理论的批评化，还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化，都是一种重操作而忽略学理的短视行为，长此以往，势必造成理论的荒芜和所谓批评化理论思想资源的匮乏。在倡导者看来，这是“拒绝抽象理论大厦的诱惑而反回具体现象批评的原野，去重新寻求文学或文艺理论的灵性。”（注：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愿望似乎是好的，但事实上未必能达到如此效果。所谓文学理论的批评化，表面的合二而一，实际上仍然要取消文学理论，只不过是反本质主义的委婉言说或话语的翻版罢了。意思是说，由于文学理论大而无当，其抽象的话语，已不能对当下的文学现象做出具体而准确的阐释和有效的言说，应该在把文学理论的学理程度降解的同时，提升批评的理论高度，在两者各有迁就、拆中统一中，有效地填充和弥合文学理论遗留的思想缝隙，使学理、阐释都得到照顾，从而形成自产自销的良性循环。可问题是，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由于它主要着眼于具体现象及个别文本，而缺乏对文学整体、宏观的烛照，虽则避免了大而无当的抽象言说，却在指实中因难以与言说的对象拉开必要的距离，而使阐释流于琐屑和平庸。以学理纯度的降解和思想蓄势的消散，换取阐释的实指与有效，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文学批评之于文学理论如同在冰山上攀援，没有水面以下的大部分支撑，峰顶是无从谈起的。如果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之于批评，能够毫无损耗地充分利用，那么这种理论就不再是理论。因此一种理论对于创作有效性的大小，不应以这种理论能够具体落实或体现在批评中量的多少为指标，理论的冰山被应用的水面所遮蔽的大部分，永远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无意识，一种思想的内储和话语蓄势。而一旦失去这种必要的内储和蓄势，不仅很难找到“文艺理论的灵性”，反而会失去理论应有的品位与功能。　　至于批评的理论化，不过是理论的批评化的换位表述，在我看来，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一厢情愿。因为很明显，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既不能承担生产系统思想、给出阐释视角、提供研究规则的理论功能，又在提升学理化的同时，势必消解文学批评赖以为基础的审美趣味，为概念化、取证式、学究化等批评提供可乘之机。表面看，批评的理论化有利于提高批评的学术质量和价值品位，至少要比诸如印象式、感兴式及中国传统的杂话体批评层次高得多。但问题是批评的理论化，究竟是文本的批评，还是批评的文本就很难说清了。如果说，这种批评是从对具体的文本解读出发，那么这种文本能够孕含多少足以印证某种理论的价值潜力和话语资源呢？如果抛开具体文本而从某种理论出发自行言说，那么在这种理论空间中，具体文本是否还有合法的位置，这种言说还是不是文学批评就很难保证了。事实上，当下许多批评不仅作家不买帐，读者也不领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理论化批评的晦涩难懂和批评家的理论独白化。正如有人抱怨某些理论文章包括这种理论化批评往往“把假定为非常简单的文学课题，弄得使非文学专业（甚至是一些文学专业）的人都不可理喻。结果使当前文学领域中专业文章与通俗文章之间的差别，仅比自然科学中这些文章的差别略小而已。”（注：莫瑞·克里格著：《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第224页。）　　依我之见，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学是面向受众的消费文化，作为承担提高产品质量和促进消费的双重任务的文学批评，就应该考虑到生产与消费这双向需求。美国一学者曾不无嘲讽地说：“文学家无论他的研究多么艰深，不过比我们其余的人先行了一步；也无论他走得多远，他所使用的语言与方法至少对他们的听众中一切有文化的成员来说都是熟悉的。”（注：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其实，自从诸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新批评、接受主义以及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相继而起，普遍受众和作家所以反而疏远了批评，主要就因为看不懂至少是不熟悉那些遮天盖地、花样翻新的名词术语和莫名其妙的话语方式。可见，批评化的理论化，无论对理论，还是对批评，抑或是对创作，都不是一种有效的建设。　　那么，文学理论该如何给自己定位？在我看来，就是在开放中坚守，或谓在多元中自律。就是说，既拒斥一切有害于文学理论自性存在的异质性理论、学说的介入和入侵，捍卫文学世界的纯洁性与经典性，又要以一切现行及历史的诸种对文学理论建构有益的理论学说为思想资源，有选择地吸纳一切价值因素和合理内核，以历史的眼光，在自审中建构；既大胆承继学科历史给出的相对稳定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学理因素作为发展自身的基点，又勇于面对自身存在的时代、历史的局限，清理无效的言说和过时的思想而力求原创；既反对理论的时尚化、游戏化，片面追求更新换代，也防止恪守祖训而不思进取；既注重自身的学理建构，有较高的人文操守和价值追求，防止真正的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教条，警惕形而下的不确定、零散化，又关切当下，强化理论的外指功能。对由于上帝已死，诸神不和而引起的众语喧哗，不是视而不见，而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悲壮的人文情怀予以异在性审视，质疑性规约；而对表现出真善美的艺术精品，则不遗余力地推举，导向性地弘扬。就是说，文学理论对当下写作的有效性，不是体现在迎合或趋同，而在于异在性评说。即所谓尊重历史，警示当下，负责于未来，目的是守护好文学这人类唯一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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