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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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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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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作者】栾栋【作者简介】栾栋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510631 【内容提要】本文的宗旨是探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笔者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国际文学世界化的透视，解析业已形成的文学世界；经由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岔口，揭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进而从中外文学的新向度，展望中国文学世界化的发展趋势。【摘要题】文学的全球化与现代性【关键词】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文学世界/文学星云/文学周天【正文】　　文学是想象的领域，似乎拥有海阔天空的广大境界，但是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领域严重地受制于时空阻隔，所谓文学实际上是地域文学或国别文学。但是在19-20世纪两个百年当中，各国文学程度不等地国际化，世界文学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关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演化的脉搏，展望21世纪中外文学世界化的新向度。　　　　一　西方文学世界化与文学世界——文学的自赎与文学的解放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基本上是地域化、国别化和附属性的活动。西方文学的世界化得益于资本的扩张和启蒙思想的发展。18世纪以来，资本以血与火的洗礼撒向了五洲四海。作为资本克星之一的文学随之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这个十分陌生的世界。启蒙思想则为文学的与时俱化设定了意识形态方位。19世纪的文学家、思想家们呼唤世界文学的出现，但是一直到20世纪，文学世界化的格局才真正形成。　　文学的世界化与资本世界化、意识形态世界化同步，但是也与后二者相磨相荡，并逐渐形成化解乃至超越后二者的文学世界的格局。资本的世界化化出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意识形态的世界化化出了一堆片面而自负的理则。文学的世界化化出了一方灵气勃发的文化天地，它使资本所支配的文化领域获得了本真的气息，使意识形态的板块得到了春风化雨的滋润。如果从几个大的方面分析，西方文学世界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大转折。　　　　一、意识形态文学的式微。　　广义来讲，意识形态文学是指附属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学。狭义而言，意识形态文学是指现代化过程中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依附性文学。这两种解说有一个共同点，即典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文学是近代工业文化一体化的产物，是政治经济单向整合的结果。意识形态文学的最深沉的本质是依附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审美的麻醉性，最直接的效果是变相地传导着主流意识与权力话语。　　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已经有了意识形态裹胁文学的问题，但是其政治经济和统治意识尚未达到千篇一律的机制化规范。文艺复兴至17世纪文学意识加快了形态化的步伐，然而相对宽松舒缓的生存空间为文学留下了一定的原生性的余地。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所驱动的现代化社会演变，真正地将文学卷进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机制，使其成为后者整合所有社会文化的互动性话语。文学意识形态真正地变成了意识形态文学。　　意识形态文学给人们留下一个正面的形象是“批判现实”以及调节社会发展的功能，学术界津津乐道左拉的《萌芽》、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蜚声文坛的名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尤其推崇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革命现实主义的杰作。不错，这些作品的积极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此类评价忽略或者说遮蔽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上述批判性的乃至革命性的作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文学的另一面，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刺激剂，是政治经济正反两极机制的互动，是迈向现代性社会的文化工业的制动器，是宰治性文化所允许的反讽性话语。从实质上来讲，这些刺激和反讽始终在意识形态文学的互动、互补、互助、互化中运作，它们无论多么尖锐激烈，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两极依存的格局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意识形态文学的批判逐渐形成了气候。如果说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本能地无意识地抗拒意识形态文学，那么该世纪中叶的荒诞派和超现实主义思潮已经明显地突破了意识形态文学的藩篱。而20世纪末叶，意识形态文学则在整个西方成了众矢之的。　　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视意识形态文学为文学精神的堕落。西方的激进思想家也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看作是对人文精神的扭曲。后期的萨特与阿隆在文学思想上分久趋合，晚年卢卡契与阿多诺对文学政治化的批判异曲同工，索尔仁尼琴与巴赫金在政治高压且信息封闭的情况下竟然于抵抗意识形态文学上殊途同归，从东欧到西欧，从欧陆到美洲以及大洋州，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逐渐趋向一种共识，以意识形态为机制的文学模式亟待终止，文学必须从意识形态的网络中剥离出来。可以这样讲，20世纪的文学是以意识形态化的式微构成了自己觉醒的标志。　　　　二、民族国家文学的淡化　　民族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运行机制，也是文学的重要的参考坐标之一。西方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近代以来整个西方文化的奥秘之一。文学的解放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从政权轴心、从民族利益和潜在的向心倾向中逸出。从文学突破狭隘利害机制的自觉不自觉的步履来说，这样的逸出实际上是文学的高级智慧和超越精神的创造性发挥。　　文学摆脱国家主义的桎梏是西方文化绚丽的一笔。西方的现代国家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产生的国体和政体形式，具有一体化追求的本性。在所有社会门类当中最早意识到文化工业一体化危机的是文学艺术，最早奋起抗争的门类也是文学艺术。就在西方现代国家形式蓬勃发展的18-19世纪，以表现异化、反对社会畸形演变的文学作品和思想批评已经萌发。席勒的《美育书简》和瓦格纳的反常音乐以不同的心境披露或述说着同一种可怕的社会发展趋势。文学对政治的体认和反弹在20世纪蔚为大观。卡夫卡的《城堡》，罗伯尔·格里耶的《橡皮》，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折射出对文学政治化的批判，展示了国家主义文学的没落。　　文学超越民族主义羁绊是西方文化自我批判的深沉反响。文学超越国家主义不易，超越民族主义更难。即便在资本横行世界和普遍主义遍及全球的19世纪，民族主义一直是共性大潮后面的实质性尺度。当时比较狭隘的欧陆作家自然受制于民族主义的支配，甚至伟大的文学家如海涅、歌德、雨果也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理念坚信不疑。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在20世纪中叶以来，清算民族劣根性、克服民族狭隘性成了西方的文学大潮。随着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唾弃，随着欧盟的扩大和苏联的解体，文学家、批评家和思想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妇女解放运动、后现代主义思潮、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和文化帝国主义消解等开放性的价值取向，谱写着雄浑有力的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学交响曲。　　文学突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成熟的标志。逻各斯是西方思想文化的组织原则，因而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础。其吸纳性认同和规定性排除的向心制导体系，潜生暗长于语言、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许多方面。要想纠正西方思想文化的强权机制，必须突破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新生文化可能性的钳制。尼采亦文亦哲的著述开辟了批判西方形上传统的先河。海德格尔诗化哲学的创制将尼采对西方文化的针砭推进到入木三分的地步。如果说阿多尔诺的反体系思想和罗兰·巴特的逆结构理路程度不等地总结了20世纪初叶和中叶的文学艺术运动，那么德勒兹和德里达的文学思想则明显地走在了文学风潮的前头。千座高原的意象，地下根茎的思绪，文学游牧的飘逸，以歧放生的延异，播撒式偶缘的推演，挣脱声音逻各斯控制的尝试，这些超常规破惯例的思想为文学艺术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锐利的武器。　　20世纪的西方文学走出了政治化、民族化和逻各斯主义的局限，拓展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文学世界。文学与政治相疏离，不仅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束缚，而且使文学真正地按其本然演化，从终极追求上折射政治的善恶，化解政治的强制性霸权；文学从民族主义视野的解放，意识到了他者的不可或阙，对文学自身乃至全人类的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文学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突围，是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本性努力，也是西方人寻求另一种活法的最大胆的尝试。西方文学迈出的上述三大步，标志着西方文化中良性因素在空前地增长，西方人终于懂得了自我批判，懂得了他者存在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西方的文学世界预示了一种真正的世界文学。　　　　三、人本主义文学的变位　　如果从远古说起，广义的西方文学大致经历了由神文到人文以至化人化文的变迁。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之末是神文时代，这一时期文是神的附属，神是文的本质，敬畏神祗和磨合命运是古希腊以及中世纪文人骚客的基本格调。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叶是人的时代，这一时期泛指的人或大写的人经历了由人到我的演变，人文不仅战胜了神文，而且将人文的优缺点都发挥到了极致。从20世纪中叶到本世纪一个相当长的阶段，西方文学进入了化人化文的开放境界，时下所谓人文将会被一种化感通变的化人文存在逐渐取代。　　文学史编纂学总要把人文框架当作文学史的原点，这实际上只攫取了文学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多面特点和深层意蕴仍处于遮蔽之中。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古阶段，神文是底色，是前奏，是人文伸展不到处的终极推断。人们可以因为宣扬异教和蛊惑人心的罪名处死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可以在集时代精华的思想宏构中（比如在柏拉图那里）为神灵留下不可企及的尊位，可以在非常严密的的逻各斯推导中（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将神性看作理性的极致，可以在悲剧和喜剧的奇思妙想中把神谕和命运置于统驭剧情的关键，可以在天堂地狱（如在但丁那里）的铺陈直叙中将人神交感的思想和盘托出。当此之时，人文精神在神文的土壤中酝酿，人性善果在宗教的氛围中涵养。　　文艺复兴拉开了人文升值的序幕。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塑造出了大写的人，这种造人运动甚至阴错阳差地在20世纪的东方农转工社会中延续。当左拉坚信新世界的萌芽之时，当巴尔扎克胸中还有两个太阳（宗教精神和保王理念）之时，当雨果笔下的英雄人物仍然套着救世的光环之时，当东欧乃至东方亚节奏的国度仍然笃信理想的大同世界之时，那个举步惟艰的大写的人还在踽踽独行。但是当20世纪西方世界相继完成现代性社会的转型之时，这个大写之人逐渐为个体之人或曰小写之人所取代。写小写之人蔚然成风，甚至东方国家的文学家也受到了影响。小写的人是英雄崇拜崩溃的产物，也是个性解放乃至个性消亡的人文过程。刻画小人物的作家不乏大手笔。他们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其中既有普鲁斯特、尤奈斯库、鲁迅、巴赫金等人积极用世的努力，也有卡夫卡、川端康成、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直面人生的无奈。　　正如神文文学的登峰造极必然为自己的衰落准备了条件一样，人文文学的辉煌本身也为潜力的枯竭亮出了内囊。化解人文戾气的文学在20世纪末叶形成了气候。这一次文学巨变虽然也有文学家们起风于青萍之末，但是作为一种划时代的重大的文化转向，主要是由亦文亦哲的思想家所推动。因此，人们不必仅仅聚焦于贝克特、弥勒、昆德拉、甘斯布等作家对现实的调侃，也不必局限于黑色幽默派或新小说作家们对社会合理性的逆证，而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整个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趋向。巴特晚期的解构主义小品，德勒兹中期的情节化哲理散文，福柯毕生的声情并茂的文史论述，阿多尔诺如泣如诉的非调音化的美学理论，海德格尔亦诗亦哲的语思，凡此种种，无不把人文至上的逻各斯推理置于某种可圈可点待解待建的状态。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批评，还应提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绿色行动。　　在20世纪文学高手和思想巨匠的笔下，令人震撼的不止是“上帝死了”的逼真，而且有人的隐匿。主体风化，个体失灵，人文露底，现实无根，于是有了“无特性的人”，有了遥遥无期的“戈多”，有了文明吊诡的反弹，有了人文逊位的自觉。在这次新的天人互动中，天地秀出而人文谦隐，文原于道而功臻于化。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福柯的如下断言：“我们可以肯定地打赌，人将被抹去，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面孔一样。”（注：米歇尔·福柯：《词与物》，Paris,Gallimard,1966,P398。）西方的文学迈出了这一步，哲学迈出了这一步，史学正在迈出这一步。文史哲融会贯通中的大文学变革正在经历人文跨界的尝试。人类懂得了隐秀和启蔽，懂得了牺牲和留白，懂得了非人文和亚人文的价值，懂得了在原道中把握真正的文学之根。　　　　二　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文学启蔽——20世纪中国文学的嬗变　　探讨中国文学现代化自然要从中外文学及思想文化相互切磋的大视角去观察，本文的开放性规模也迫使我们尽可能对文学大局做宏观的比较和学理上画龙点睛的透视，因而笔者的行文主要依据中西文化冲撞的大思路而辟划，重点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重新理解以及与西洋文学的不断磨合。　　中国传统的文学，是文化机制中最有生气的一个方面。封建主义对社会的禁锢，在文学上尤为突出。新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文学首当其冲。19至20世纪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最严重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乃至文化变革最剧烈的时代——四千年的君主专制土崩瓦解，一百多年的列强欺凌接近尾声。广义的文学在这场大变革中扮演了启蒙的重要角色。　　　　一、激进主义文学的定位　　过去的一百年，中华民族从艰难竭蹶之中崛起。民族文学在民族命运的危亡之中仓促就位。特殊的历史背景逼出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色调，即以变革为要略的激进主义文学潮流。其基本特征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革命话语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2、民族救亡急切的文化左倾风潮。3、工具理性沉重的文学功能取向。从遵命文学到文学服务论，激进主义文学占据着主流定位。救亡取代了启蒙，革命席卷了文学。生死之急压倒了会通之要。倾全力而赴国难的合理性束缚了化文质而融华实的终极性。革命文化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之同时文学的多元互动特点也受到了相当的局限。其长处在于程度不等地推进了救亡运动，弱点是把左倾天然合理的政治信念植根于几代人的意识之中。单向度的价值取舍影响了20世纪百年的文学流程，极左思潮在60-70年代达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以至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文学不文的局面。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然而许多天才文人都未能发挥到最佳状态。以新文化为旨归的文学大纛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旷世人物可谓“时代风云卷战旗”；巴金、茅盾、沈从文等文学大师则属于“千古文章未尽才”；而王实味、老舍、冯雪峰等一代英华却成为革命祭坛的牺牲品，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痛心的记忆。　　　　二、学衡文学思想的浮沉　　在中西各种文化大潮的冲撞激荡之际，中华民族并非全无折中权变之人。学衡思潮就是与激进主义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流派。就广义的文学（研究、创作、鉴赏、管理、组织、传播等活动）而言，此处的学衡是指学术思想兼容并包和文学活动的海纳百川。该思潮远远超出了以《学衡》杂志(1922-1932)为主的学衡派。它实际上涵括了从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渐变）到章太炎（术修多科）、蔡元培（兼容并包）、刘师培、黄侃以及王国维（学无新旧）、吴宓（昌明国粹，融会新知）、陈寅恪、汤用彤（学贯中西，文通古今）、钱锺书、早期的朱孟实等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著名的文学工作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这些人的总体趋势是主张改良、渐变、折中、融通。但是在中国20世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此种不乏深谋远虑的思想很难见容于当时的社会。其中有不少人被主流话语视作新文化运动的逆流、封建遗老、谬种妖孽或保守主义。这些人被排斥甚至受迫害之际，往往是中国的文化气脉畸形演化之时。这些人得到公允评价之日，一定是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思想走出怪圈之后。　　　　三、华夏文学传统的起落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单色调现象不仅在于文学政治化的片面取向，而且也表现为对自身深远传统的单挑独取。文学大师和学术精英除少数人外，大都陶醉于刚从西方学来的文学思想，执着地“推陈出新”，大刀阔斧地“创造新文化的实绩”。实绩是很突出，其作用也不可低估。但是就文学领域而言，所谓“创新”实际上是根据西方近现代文学原理，对中国文学“原料”的“提炼”或“改造”。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仅是“原料”，而且也有其“原理”，甚至有着比西方近现代文学原理远为深沉的文学渊源。我们利用西方的刀尺，剪出了可与西方文学参同媲美的文学材料，诸如情志说、美刺论、雅俗观等文学成分，但是忽略了传统文学的一些更为本原的东西。凸显了文学抒情言志的特点，忽略了其原道体道的根器意蕴（注：参阅拙作《古代文学根器解》，见《古代文学研究集刊》，南方出版社，1999年。）；强化了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反映功能，遮蔽了其作为炎黄子孙精神气质的独特脉络；完善了文学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等细密的“西化”学科系统，丢掉了文通经史子集的融贯性优势（注：参阅拙作《人文精神与学科建设》，见《华中师大学报》，1996，第6期。）……这些个在当时被人们弃之不顾或盼其速朽的文学传统，今天却又焕发出古老的睿智和年轻的朝气。尤其是当我们释读西方后现代思想的谜底之时，上述那些原本已被遗忘的华夏文学传统，不期然披露出生生不已的根本性智慧。老树正在绽放新芽，“下自成蹊”为期不远。历史的波折就是这样吊诡，在大起大落处迫使人们矫枉过正，但是过正之后又不得不补偏救弊。　　　　四、西方文学思想的偏至　　上个世纪前半叶，左右中国文坛的思想理论是文艺社会政治学，在文艺实践方面领袖风骚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毋庸置疑，它们对中国文学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思潮在西方和在中国都属于以偏概全的文学流派。在西方它们是18-19世纪工业化社会形成期的单向度文化现象，不仅违背了古希腊文艺传统中的“缪斯群体”遗风，而且窒息了对抗资本主义机制化的异质性文艺生机。在中国它们适应了“万众一心”的民族解放潮流，但是遮蔽了“文”在万象、“艺”在百花的本色，阻滞了对其他新思潮的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单向度文艺状况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上半叶就有所变化，象征派、野性派、超现实派、存在主义流派、荒诞派、新小说派等文艺思潮波涌浪接，与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主义前后呼应，形成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非逻各斯中心化的新景观。我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固定了文艺社会学体制的同一性格局，一直到20世纪末叶才出现了重审祖国的文学遗产和较大幅度引进西方文化思潮的开放性局面。西方人走出单向度的文艺规范用了100多年的时间，“缪斯群体”古风的回潮与后现代主义的勃兴并非偶合。我国引进、吸收和化解西方19-20世纪文艺思潮东渐中的“偏至”过程也有将近100年的经历。化感通变的脉络逐渐畅达，融会贯通的局面有待文学界同仁的努力建设。　　　　五、中西同步对话的缺席　　不难看出，西方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欧美文艺史上的一次划时代变革：剔除了两千年来文艺理论观念的折叠式递换形式，开辟了多元对话甚至破绽式对话的全新氛围。折叠式递换是指中世纪神学文艺观——文艺复兴思想——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的递相取代。多元对话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检讨式的开放。破绽式对话是指意识形态文学、民族国家文学的自动消解和人本主义文学的谦以通变，代之而起的是全方位开放的对话理论，后现代思潮就是该理论的集中体现。解释学的循环、解构主义的播撒、“千高原”的毗邻、东西欧狂欢节思想的交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圮……这些个横向的超国别对话实际上也是思接千载的跨时空交谈。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西方正在兴起的后现代论坛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去轴心的虚轴心时代，它足以和古希腊的“轴心时代”相颉颃，也足以和中国先秦的百家争鸣相媲美。然而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并未能与这样一次非常重要的反霸权文化思潮摆开真正的龙门阵。有一些跃跃欲试的“后现代对话”实际上还是在做自说自话的“独白”。理论界面对逸出辩证法法力的新思潮往往手足无措。破绽式展开的同步对话是对过去100年中西文学艺术领域隔代对话的化解。中国文学艺术及其思想适逢跨时空腾飞的难得机遇。　　　　六、开放文学视野的启蔽　　检讨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路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文学视野的狭窄。在文学的文化价值判断上，主流话语将一种观点当作进步，以己划线成了司空见惯的推理模式：要么革命派，要么反动派；在文学的文化时空思想上，人们不能接受史无新旧、学无古今的通变观，不能接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现实都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跨时空视域；在文学的终极学术追求上，人们无法理解本根在界、本真无界的达观，在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时忽略了今为古用、中为洋用的互动层面；在文学的直接交流上，人们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拿来主义，偏执于定向定势定位的意识形态取向，圆观宏照的视域和化感通变的工夫始终有待拓展；在文学创、传、读、评的阐释循环上，人们更多地是重中心而轻边缘，重当下而轻长远，重焦点而轻散点，重人文而轻自然，重自己而轻他人，重有为而轻无为，将文学创演的复杂活动局促于越来越小的单一向度。毋庸置疑，时代呼唤开放的文学。开放的文学对古往今来开放，对天地人神开放，对有限无限开放，对学术门类开放，一言以蔽之，开放出一个无愧于21世纪的人文化境。　　20世纪初叶和中叶，中国文学作了革命的马前卒，承担了文化救亡的历史使命，20世纪末叶则和国家的改革政策一起进入了开放的时代。可以说中国的20世纪文学在一百年的急行军中，完成了始以救亡带启蒙，继而由改革促现代化的急就章。救亡是唤醒民众实现民族解放的启蒙，而改革则是继续启蒙所未竟之启蔽。“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启蔽，大道理与小道理、软道理与硬道理的统筹兼顾就是开放。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将以空前开放的态势跨入一个宏伟的境界。　　　　三、世界文学星云化与文学周天——21世纪中外文学的新向度　　中国20世纪的革命文学固然有些急管繁弦，但是偏激的旋律中毕竟充满了阳刚之风；学衡思潮或过于迂阔，却也在迟缓的节奏中潜藏着阴柔之气。如果说二者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急迫与舒缓的对位法失衡是历史的阴错阳差，那么20世纪末叶的重新调适则创辟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与西方近600多年的“现代性”发展相比较，中国20世纪100年的现代化进程自然有许多方面需要奋起追赶。但是如果对中外文学的本真潜力做综合考量，中国文学丰富的传统优势和强大的再生能力反倒成为世界文学难得的“异质性他者”。这种“异质性他者”在清末以降一直因国势积弱而遮蔽，在20世纪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艰苦奋斗中日益开显。中国文学更新或曰走向世界所需的三个基本条件业已具备，一是相对强大的综合国力，二是坚忍不拔的文学根器，三是比较宽松的国内外环境。　　如果说西方文学进入了化解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促动世界文学良性发展的散点透视阶段，那么中国文学恰好也跨入了突破狭隘单一的价值取向、推进人类文化多元互补的和合启蔽时代。中西方文学的激扬摩荡和异质同构在21世纪真正地开始了全方位的互动。以下从三个方面对互动的前景做一点管窥蠡测式的探究。　　　　一、世界文学宇宙化　　世界经济一体化将在21世纪全面铺展开来，随之而来的必然还有国际文化的全球化。这种大趋势带来的危害将大于其有局限的公益。此处无意对这种大趋势作全面的评判，我们的思路是从中西方文学的跨世纪结合部上揭示其超越全球化文明的某些可能。　　1、放飞思想的景观。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21世纪，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将是中西方文学的基本的合作点，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反对一体化整合的异质同构思想会成为重要的文学理念，突破疆域和种族的文学时空开显出人类思想挣脱“逻各斯思维”后的广阔天地。世界文学的风貌是绚丽多采的，其采自五湖四海的解放性气质是和衷共济的。突“维”后的文学思想是隐喻的，中西方文学中的神话、史诗、寓言、童话、武侠都将在如诗如画的多极视域中风云际会。文学的突“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思想放飞，中华民族的文学智慧将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思想比翼齐飞。　　2、全息交融的透视。西方文学擅长焦点集聚，中国文学善于散点观照，会通中的世界文化将产生出中西合璧的视点奇观：全息交融的文学透视。全息交融的透视有科学技术的支点，有地球人解疆化域后真正的视域融通，有语言交叉普及后的文化便利，有文艺理工医诸学科渗透后的必然耦合。全息交融的文学在传媒的风口浪尖上历练，也在信息的雨露阳光中滋养。它以无与伦比的集散能力对大千世界绽放，也以和光同尘的潜移默化向每个物种洞开。可以设想在今后几十年内，汉语方块字将充分发挥其音形义一体的魅力，与世界各民族文学息息相关的互动性会得到全方位的开发。方块字以及古汉语的艺术性将会成为世界文学的重大的信息宝藏。全息交融中的中西方文学很有可能构筑起至柔而又至刚的抗灾变的长城。她将把人类文学的精华和灵气传播到任何一个角落。　　3、文学自由的化裁。当个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基本保障、文学参与变得相当便捷之时，谈论文学自由的化裁不无深远意义。世界文学宇宙化的突飞猛进为各民族文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怒放与争鸣的机遇。文学个体和文学族群如何放飞思想于全息交融的时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化裁”话题。所谓“化裁”不是指为所欲为的选择“产销”，也不是指任人宰割的承受“事实”，而是介入拟态世界的“文学狂欢”，是化解文明戾气的“阐释循环”。不是“产销”，因为文学的出神入化与商业的炒作不可同日而语；不拘泥与“事实”，因为文学的解放也是对“既成现实”的别开生面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古代“物物化”思想的本真拟态，是对西方逻各斯语式和认知论框架的“解谜式的化裁”。　　不难理解，中西方文学在如是状况下的世界化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的突围和向自由的攀升。以上三个特征展示出未来文学天地的全新格局：地球公民文学的宇宙化领域。在这个有边无际的领域中，每个人、每个群体充其量只落一个边，谁都不是中心，但谁都可以是散点——焦点全息文学运动的网眼。这个网眼不是捕捉别人的圈套，而是向更大境界开放的折光点。一旦这个有边无际的时空真正打开，文学的本真禀赋会得到一次巨大的解放。人类的优秀文化将在文学宇宙中构成新天体的星云。中国文学以及真个中国文化将会以独特的精气神在这个天体中放出奇光异彩。　　　　二、世界文学缘域化　　笔者在《本体论索隐》和《感性学发微》等著作中从不同角度探讨过缘域化的问题。缘域是中国古代所说的造化境界。古人用“天道”、“天倪”、“时中”、“中庸”、“缘分”、“化境”等词汇解析其中的奥妙。海德格尔从老庄思想中得此启发，用Dasein一词阐发“缘域”的含义。Da是方位与机遇的偶合，sein就是指存在，这两个词的合一披露出缘分与际遇“从根底上被‘在世界之中’构成的存在者”。（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Tuebingen，1944年版，第132页。）中国传统思想与海氏哲学的结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需要专文进行评说。此处仅从缘域思路的成败利钝展望文学宇宙化的抑扬顿挫。　　1、天地与神人的跨界性合作。海德格尔20世纪20年代的“缘域”论采自老庄，50年代其用以阐述“缘域”的“天地神人”四元说则更多地取自《易经》。从根本上讲，老庄孔孟等先秦众说均可看作《易经》的延伸。“天地神人”四元说是对《易经》中首两卦（乾和坤）和通灵者（神与人）的提取。可以说海氏此论基本上是对易学的阐发。他用“圆舞”和“折射”等词汇说明物的开显和遮蔽，实际上等于借中国易学的诗性智慧开启了一个美学与丑学合题的新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近50年的感性学百年(4)“缘域”论以及“天地神人”圆舞说作为沟通中西结合古今的思想，对于概括中外文学精神都有奠基性功能或原理性的意义，对于展望21世纪世界文学宇宙化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天地神人相互磨合，圆舞折射横跨时空，主客彼此共构缘域，人本局限顿时化解。　　2、必然与偶然的理想性亲和。西方的逻各斯体系和辩证方法一直将必然与偶然看作对立统一的范畴，近代以降的认知论观念甚至将必然性放大到自然而然的地步。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偶然性占了上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由怜悯偶然进而发展到崇尚偶然。海德格尔毕生没有放弃克服偶然必然两极摆动的意图。其“缘域”说似乎将条件和机遇都集中到了那样一种境界。海氏比前两种倾向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抓住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中庸和合之道，给偶然必然的对子中插入了另一个范畴：理想性。静止的两极结构由此变成了动态的三极缘构。他的“天地神人”圆舞本质上就是三极和合（天地实际上是一方，神与人各是一方）的杰作。天地——人——神之中任何两极的不可跨越均由第三极的参入而有所促动。圆舞折射充满了过于浪漫的理想色彩，然而理想的亲和性毕竟是对必然——偶然难题的一种解答。这种风向将会对偏执一端的西方文坛产生深远的影响。　　3、现实与可能的可逆性重构。现实性与可能性是另一对矛盾的范畴。文学的特长之一就是用可能性消解现实性。近代以来，西方文学长期被现实观念所笼罩，直到20世纪才转入了重视可能性的倾向。中国古代文学本来是现实性和可能性并重，但是20世纪特殊的环境造成了偏学西方现实性和浪漫性的局促氛围。文学在本质上是求真求华而不务实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西方20世纪一次次前卫文学思潮无不是可能性对现实性的冲击。海德格尔对既成现实的剖析实际上是前卫文学思潮在理论界的共鸣。他对文明、历史、时间观念的消解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福柯、莱奥塔、德里达、布德里亚尔等学界巨子都把视线集中到拟态问题上。拟态更多地是一个新的文学创作观念。它是将可能性推入偶缘性的角度，将可逆性的重构提升到文化解放的前提上来。毋庸置疑，21世纪的文学世界将是可逆性重构的时代。　　文学世界缘域化是现当代文学家、思想家对文学宇宙化的重要贡献，也是古今中外文学摩荡亲和化感通变的具体步伐。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对西方文学乃至文化的渲染过于玫瑰色调，对神灵的解释带有浓重的宗教意绪，对理想境界的烘托透露出强烈的神秘主义气息，对现实的可逆性解析忽略了对他者的尊重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而文学世界缘域化仍然是一个有待发展和完善的命题。尤其在文学逆化现实和超越传统伦理方面需要中西方学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三、世界文学的神圣化　　“文学缘域”是乐感多于忧患的提法，其中原道的构设多于终极的追求，理想点的透视多于移星转斗的变局。世界文学神圣化的命题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人类最不愿看到而又无法逃遁的宿命：一切皆有死。死亡是最丰厚的归藏。在文明垃圾化的屏幕上，全息社会让人深刻地看到了死亡的面孔。科技白板化和宗教的式微，给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同时也赋予文学以艰难的使命：重释死亡，另求神圣，超越文明。　　1、照亮冥界的灵光。在人类精神的武库中，中外文学都曾以非宗教非科学的智慧烛照冥界。现当代世界文学揭示出的是死亡的另一种特征：不是宗教式的灵魂转化，也不是科学式的生命终结，而是先于生而在、偕于生而行、后于生而获的一种宇宙精华。当今国际社会是与死亡进行高速赛跑的世界，死亡话题预示出地球文学的重要向度。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学的非宗教而又超科学的神圣特点恰恰为世界文学的神圣化探求开了先河。西方文学面临着两难处境——失却宗教的精神而又目睹科技的永昼，中国文学早熟、老成和本真处的阴柔，为探索中的西方文学投入了再释死亡的灵光。当冥界被纳入世界文学宇宙化的酝酿之时，死亡的黑幕不是恐惧，不是虚无，不是流俗，而是归藏，是转渡，是人类文明真正的督察和守护神。　　2、“＠①者”境界的预演。宇宙化文学是死亡的投影，这就是说它是“＠①者”境界的预演。人类的生存不是猴子扳包谷，淡出的东西适时而改造，缘域而启蔽。这里的“＠①者”既是上帝缺席时人类的自救，也是国际共产运动衰落后天下为公的回声，既是原始先民的古老遗痕，又是缘域启蔽的最新消息。牺牲精神即“＠①者”境界。其中有期盼，责任，给出，和留白。如果说20世纪的世界文学是象征（尼采语），那么21世纪的世界文学则是隐喻。最成熟的阴性文化是华夏文化，最成功的隐喻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最大胆的起秀文化是西方文化，最大量的启蔽文学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雄起。而正在从逻各斯局限中蜕出的西方现当代文化日益体会到中国隐喻文化的奥妙。隐喻和起秀正好构成“＠①者”境界的互补。“＠①者”的隐喻和向“＠①者”执着地求索，逐渐成为缘域辟合的通衢。文学宇宙化将源源不断地传送出“＠①者”消息。诚如勒维纳斯所言，“＠①者”文化成为衡量时代的尺度。　　3、超越文明的前奏。文明(La civilisation)可超乎？可超。文化(La culture)不可超。文明是人类对自身机心和戾气的不返性的开发，文化则是人与自然的商量和培养，因而也是涵摄和化解文明弊病的天人互动。老子讲“失道而后德”，已经指出了“道为天下裂”真相；福柯说“人将被抹去”，实际上在警告地球皮肤病（尼采语）的登峰造极。中外文学中对文明鞭辟入里的批判和对宇宙的全方位开放，意味着原道精神的否极泰来。道动于反是回归，道通天地是解蔽，道系无情是悔欲，道不自道是“＠①在”。世界文学的宇宙化是原道气象的风云变幻，超越文明的立意命篇是原道思想的身体力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超越文明的文学思潮是对人类轴心文明的挑战。“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的宇宙化文学，对轴心化的文明机制具有不言而喻的消解作用。　　从常识的观点看，超越文明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话题。从人类前途以及地球的归宿而言，超越文明恰恰是人类为进入化境的积极的努力。上述投向冥界的灵光和“＠①者”境界的预演，同样蕴涵着超越文明的跨界求索。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东西方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天人合一的终极性命题。天人合一合于什么？不是天，不是人，而是道。惟道集虚，惟道化器。貌似恍惚迷离的文学宇宙化，就是道成肉身和肉身体道的虚实相间过程。　　不论人们愿意与否，世界文学星云化已成气候。文学与意识形态疏离，与网络传媒同步，向“＠①者”境界开放，对非宗教神圣的追求……一个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远弗届空谷有声的大格局已经出现，一个超越文明原道体道异质同构化感通变的新气象必将形成。厕身其间的中国文学任重道远而前景开阔。不论与20世纪自身的演化相比较，还是和西方当今文坛的发展相权衡，中国文学都可以展现出卓然粲然于世界文学天宇中的风采。其显著的特点将是化而不流，和而不同，别开生面，另辟蹊径。在世界文学的周天格局中，华夏星云将以其祥和而逶迤的特色汇入继往开来的浩瀚时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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